今年是杨明照先生九十华诞。时值天高气清的金秋，全国各地学者雅集在“既崇且丽”的天府之国，为老先生祝寿并探讨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的学术问题，反映出学术界对这位老专家、老学者的崇敬之情。
我们知道，杨先生治学素以谨严闻名。他每治一书，总是竭泽而渔地占有材料，然后动笔。不夸张地说，他的几部巨著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、《刘子校注》、《抱朴子外篇校笺》耗尽了他一生的心血。当年在家中给我们上“文献学论著导读”课时，有一回他正为一部书稿写前言，不止一次对我们感慨，写了好些天才几百字，不知别人怎么一写就洋洋洒洒收不住笔。他的书稿稿面之干净整洁，在学术界传为美谈。我曾问：“如果一页稿纸写到最后一行、最后一字出了错怎么办？”“撕掉，重来。”老先生的回答干脆、坚决。日前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审刘文忠先生，得知我是川大的学生，立刻同我谈起先生，充满敬意地说：“八十年代中期，杨先生来京改稿，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附近，第一次在他那里看见如此爽目的手稿，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真令人感动。从此我也养成了这样的‘毛病’。”这就是榜样的力量。
杨先生看见他人研究中的缺误，就像容不得自己文稿上的涂痕一样，必欲改之而后快，并不管他名气有多大，地位有多高。我们看他的《学不已斋杂著》中，《〈抱朴子内篇校释〉补正》、《〈文心雕龙〉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》、《范文澜〈文心雕龙注〉举正》、《汉魏六朝文学选本中几条注释的商榷》、《论著应重视引文和注明出处》等，就是这样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。
值得强调的是，老先生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高度的学术责任心，而不是妄自鸣高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当年发给我们的自编资料中有余嘉锡先生的《〈四库提要辨证〉序》，讲到这篇时特别提出“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，而余之为辨证也易。何者？无期限之促迫，无考成之顾忌故也。且纪氏于其所未读，不能置之不言，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……易地以处，纪氏必优于作辨证，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”一段来大加表彰，说这才是学术批评应有的态度。我们知道余先生同杨先生有亲戚关系，余先生的治学态度与精神怎样影响了他，从这件小事上就可看出。每一代学者都必将以他们的学品与人品影响他人。余先生是这样，杨先生也是这样。上面说的刘文忠先生就是一个例子。
杨先生有鲜明的是非观。熟悉的人都知道，他是极健谈的，上课时常从课内信马由缰到课外。一次不知怎么说到国家乒乓球队在国外比赛后准备回国时，正遇一位领导人的专机也要回国，他们便提出搭便机，谁知竟遭拒绝。叙事毕，杨先生开始发表“君子曰”了。他说：“这样的领导真比不上周总理。他当年经常主动要在国外的代表团搭他的专机。”接下几句着实让我们捧腹大笑了好一阵子：“为什么不让搭呢？反正飞机不装人也要装沙袋的，空飞机要在天上打漂漂。”老先生还不知道我们缘何而乐呢，也跟着我们得意地笑。如果说老先生的正义感让我们钦佩，那种不了解现代科技的“外行话”，就更让人感觉着老先生的可爱。
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学生今天已经步入中年，老师也已经年届九旬。九十高龄是常人所不敢奢望的年寿。以九十岁高龄，仍孜孜石乞石乞、认真严肃地从事学术研究，今日学界更不多见。在学风随世风日下的时候，回顾、学习先生的治学经历、学术思想，愈觉先生的学品与人品标格高峻，先生的精神世界博大深邃。作为亲受老先生教诲的学生，躬逢盛会，虽然必定只能“用管窥天，用锥指地”，却不能无言。出于这样的想法，拉杂写下如上文字，以为老师期颐之祷。
